中国以什么为金钱本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货币政策报告》（Monetary Policy Report）显示，中国的货币供给平均利率水平在2015年第四季度达到-4.8% 的低点之后，2016年第二季度恢复至零增长。 什么是货币的平均利率水平呢？
首先明确一点，我国的央行基础货币并不是以“储备资产”为主，也不是像美联储那样直接“购买证券”，而是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投放的。所以我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即“持有一项资产”的那一边，除了“储备资产”外，还有一项重要的资产是“国债”，这是由央行持有的、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广义的货币”（Broad Money）。广义货币与狭义货币的划分标准，是看它是否以法定货币形式存在，如果以法定货币形式存在，就是广义货币；反之，则是狭义货币。
因为“发债”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央行在卖出一项资产的同时买入另一项资产，所以从整个金融体系来看，虽然中央银行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但它不会导致总融资规模的增加，更不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不过，各金融机构之间会相互买卖证券，这个过程就会引入流动性，从而扩大整个金融体系的融资规模，当然也会引发通货膨胀。 所以，虽然央行通过买进有价证券方式冲销了在外汇市场的盈余，但是金融市场总体的资金供给并没有减少，只是资金的流向发生了变化——从外汇市场流向了国内商品市场。于是，物价上涨，而资金成本上升，这必然会在实体经济中引起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这就是平均利率水平的含义。
之所以说平均利率水平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是因为它在衡量期限结构时引用了市场利率，而在衡量风险溢价时则引用了风险溢价。 如果把商业银行的存款负债看成消费者，把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看成生产者，那么，商业银行在中间起到了一个作用，就相当于批发商。这种通过商业银行发放的信贷资金的价格就是利率。这个利率水平既包括了无风险利率，也包括了风险溢价，还包含了信用风险溢价以及流动性溢价等等。用平均利率水平来表示社会融资的实际成本应该是相当合理的。
中国以黄金为币材铸造流通货币历史悠久，而且铸造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流通货币的种类多种多样，既有农具、贝壳、海贝等实物货币，也有布币、刀币、环钱、蚁鼻钱等金属货币。春秋战国后期曾出现了少量用黄金或铜锡合金铸造的贵金属货币，但只是作为贵重物品流通，并没有成为流通币的本位币。汉代以后直到明清，以黄金为币材铸造的流通币就十分罕有，只在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云南巡抚陈永春在云南督造过少量“金钱”，作为流通币使用。尽管如此，黄金作为中国贵金属货币，在古代商品交易和中古代乃至近现代的财政收支中，一直比白银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使用的货币主要是铜钱，其中秦和两汉时期流通的“半两”钱和“五铢”钱具有较大权威，曾被周边少数民族和一些域外国家广泛仿铸或作为主要流通货币使用，在东西方贸易中也处于货币本位地位。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动荡，私铸、恶钱泛滥，铜钱的货币本位地位下降。与此同时，北方北魏政权以丝绸作为支付手段，南朝则广泛使用米、谷、绢等实物货币，在此情况下，黄金和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职能更为突出。北魏、南北朝及隋、唐前期，政府每年要向边境少数民族国家支付几千两乃至数万两的贡金或“和金”，同时也有来自少数民族的“慰谕”或“酬劳”的“金帛”。在此期间，黄金和白银(当时主要是黄金)的用途还日益拓展，如唐长安城修建“大明宫”，需要“金箔六万两”，按当时黄金打制的金箔每两为3000正计算，6万两“金箔”合18亿正。此外，政府还用黄金为朝廷和地方高官造“金章”、“金印”，赠赐大臣、近臣、有功之臣及“四夷”首领，“以彰殊宠”。唐以后的各代封建王朝，这种风气有增无减。在货币制度及本位问题上，在唐代开元以后，特别是中唐和五代十国时期，货币制度十分紊乱：政府发行的铜钱因“钱荒”而减少，加上私铸、恶钱及“剪凿”铜钱严重，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一些地方或干脆“罢钱不用”；或禁铜钱，只用铁钱；或禁铁钱，只用铜钱；或铜、铁钱“兼行”或“轮替”使用。与此同时，“钱重物轻”的商品经济畸形发展，使黄金、白银的货币职能进一步凸显或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