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完全没有备战吗？
准备，但不够！ 军队建设是有一个长期的过程的，需要积累和沉淀，没有准备当然不行，但是准备过度也问题多多。比如现在部队的伙食水平、生活条件普遍要比地方更高，很多年轻人进了部队就直接当了“富一代”。有些战士家里比较困难，本来想着进了部队能改善一下生活，没想到待遇比家里的还差，这样的例子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再一个就是战备水平的衡量标准是什么？是个别部队还是所有部队都要达到这个水准？如果仅仅要求个别部队达到战备等级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所有部队都得达到这个水准，那么我们的战斗力就肯定没多少了。因为部队并不是机械地执行命令就能打好战争的，战争是复杂多变的，不是按照演习时的程序打仗就能发挥最佳战斗力的。我们现在的军事演习虽然规模大，投入兵力多，但主要还是以对抗小规模入侵为主，实战性不强。
另外现代战争打的不仅是武器，更是信息和心理，这两方面的备战我国却是有欠缺的。 说到信息，我国的互联网管制虽然严格，但是也造成了另外一个隐患——大部分民众对于信息的甄别能力很差，容易受到舆论的裹挟，而一支拥有良好信息技术和反制能力的部队才是未来的胜算之一。
最后就是心理备战，这涉及到国家的整体战略规划，如何在关键时刻让军人放下包袱，敢打必胜？如何能让人民相信政府，做好后援工作？都是心理战的重点内容。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政府来说，1931年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年份。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如火如荼，中国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日益尖锐，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疲于应付此起彼伏的武力示威。对于当时政局最大的困扰无疑来自日本方面，自1928年张作霖被炸死于皇姑屯事件以后，日本失去了唯一一个能够与南京政府对抗的军事政治力量，同时也丧失了掌控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砝码，为了挽回日渐失落的“满洲权益”，关东军开始了日渐频繁和激烈的“护路活动”。
1931年春，一些远见之士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尤其是辽宁省政府，他们一方面与日本守备军周旋，一方面还不断向南京中央政府请示如何处置。对此，南京方面仅仅答复了几句话，大意为“你们尽力应付，避免冲突”。对于中央政府的无能为力，省府官员大为失望和气愤，他们的代表、辽宁代主席臧式毅在一次晋谒蒋介石时痛心疾首地声称：“万一不测，东北不保，吾侪将成国家民族罪人！”蒋介石只能再次宽慰臧氏不必多虑而已。
虽然中央政府的反应麻木而迟钝，但是各省的爱国官兵和群众已经开始警惕日本人的不轨用心。7月，辽宁发生了“中村事件”，关东军少佐中村震太郎因为深入抚顺煤矿区刺探军事地形时被当地民众发现并抓获，臧氏将中村就地枪决，消息传到东京，日本政府大为震怒，一方面命令关东军严阵以待伺机行动，一方面向蒋介石提出严重交涉。
蒋介石为了安抚日方，严令辽宁军政当局向日本赔礼道歉，臧式毅等不得不一面低头，一面部署军队以应对不测。9月初，冯玉祥等爱国将领从上海移师徐州，为了抗击日军的侵略，他们提出了军事布防案，即以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调集冯玉祥指挥的3个军部署在河北，阎锡山指挥的5个师部署在山西。张学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回电表示同意，并称他已部署2个军前往山海关内布防。这个情报让日本驻华武官高尾等人大为震惊，他们意识到如果这个军事布防案得以实施，将会改变中国各派武装和日本之间的战略平衡，必须及时阻止这个方案的实施。高尾马上向东京发电建议关东军采取断然措施，于是就有了“九一八”事件。
